南宋末年，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，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，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，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。这时，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，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。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，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，于至元元年（公元1264年）上书，说日本自汉、唐以来久通中国，可以遣使通好。自是以后，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，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。

　　至元三年（公元1266年），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、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。忽必烈在国书中，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，要日本效法高丽，举国来朝以通和好，如不相通好，将至“用兵”，令日本“王其图之”。

　　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，用“奉日本国王”字样，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，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。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，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。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。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，地处海岛的日本，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，是会奉若神明的。国书一到，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，“四海一家”的愿望即将实现。可是，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，而在镰仓幕府，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。北条氏以武士掌权，藐视公卿大臣，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，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。

　　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，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，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。忽必烈下诏切责，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，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。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（公元1268年）正月到达大宰府（今天日本九州福冈，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），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。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，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，实为傀儡。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，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。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，款待甚薄，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。

　　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，终于形成一个理由：书辞无理，不能接受，予以退回。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，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，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（公元1268年）二月下旬，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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